第七章 股权纷争

东方汇中公司董事长高增厦与张勇打过几回交道,对张勇印象不错,就想邀请张勇加盟东方汇中公司。不仅仅是作为华夏证券公司的代表处理“瓦良格”事务,而是成为东方汇中公司在香港的代表。

1999年4月初的一天,张勇到北京汇报工作,高增厦对张勇说:“我们想在香港成立一个香港汇中公司,这样一来,‘瓦良格’的项目操作起来更方便。”

张勇说:“我没意见。”

高增厦说:“我们派不出去人,香港汇中公司就由你来操办,还用你的办公室,用你的人马,怎么样?”

张勇一想,反正都是为了“瓦良格”项目,也不是什么坏事,就答应了。他回到香港,很快就办好了所有的手续,公司名称为“汇中(香港)投资发展有限公司”,高增厦任董事长,戴岳任总经理,张勇任副总经理。后来张勇还担任了(北京)东方汇中公司副总经理。

北京泰信达公司退出了,(北京)东方汇中公司进入了,从大的方面来说,关系算是理顺了。下一步,就是怎么把“瓦良格”项目向前推进了。买航母的钱,还差800万美元,需要继续筹集;徐增平挪用的1800万美元,要是要不回来了,邵淳思来想去,只有一个办法,让徐增平拿澳门创律公司的股权来冲抵。筹钱和索股,这两件都很重要,而且都需要吴宇去做。

吴宇作为海南隆泰源公司法人代表,心理压力很大。钱是从他手里出去的,融资也都是他出面签协议,一旦出现问题,他是要负责任的。

邵淳对吴宇说:一定要把“瓦良格”的问题解决好,必须把股份拿回来!

吴宇领受任务之后,对面临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,公司在澳门,徐增平在香港,股权事宜涉及澳门和香港两地的法律,要想把此事办得稳妥,必须先从法律方面入手。

吴宇找到隆泰源公司的法律顾问赵洋律师,向他咨询有关情况。赵洋告诉吴宇:此案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,必须要由大陆、澳门和香港的律师联手办案。吴宇表示同意,于是,赵洋就给吴宇介绍了他的同学、澳门大律师赵鲁和他的师兄、香港大律师李伟斌。三人先后多次在广州和深圳会面,帮助吴宇分析案情,制定对策,等待时机。

不久,机会终于来了。

1999年4月上旬,乌克兰黑海造船厂给澳门创律公司发来一封律师函,催促澳门创律公司交纳购买“瓦良格”号航母的余款800万美元,滞纳金、滞港费500万美元,共计1300万美元。其中800万美元购船余款必须在4月30日前付清,否则视为澳门创律公司放弃“瓦良格”,前期已交纳资金不退。

这封律师函后来被吴宇称之为黑海造船厂的“最后通牒”。

徐增平收到律师函以后,有点紧张。如果不能按时付清余款,前面一切努力就将付之东流,前期支付的1200万美元等于打了水漂。

距离最后节点不到半个月了,徐增平手里没钱,只好找到吴宇请求支援。吴宇认为,这是一个与徐增平谈判的极好机会。

1999年4月16日,吴宇和徐增平相约到澳门友谊大马路置地广场23楼2301室力图律师事务所,办理澳门创律公司现属于香港达程公司49%的股权。按照邵淳的设想,先把前期的49%办理过户,再向徐增平索要11%的股权抵债。邵淳的目标是控股60%。

在林笑云大律师的见证下,双方开始谈判。

吴宇对徐增平说:老徐,如今这个事。咱们要分清责任。这次乌克兰要1300万美元,有500万是你造成的,因为拖船延期,要交滞纳金、滞港费,还有这个那个罚款,跟我没关系,你要承担。尾款800万,应该是你付,如果你没钱,我可以借给你,要直接汇到乌克兰,不能汇到你的账上。但是负债是你的。

徐增平说:可以。

吴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转股协议书说:这是股权协议书,你看看,办完手续,我马上把800万美元汇到乌克兰。

徐增平看了协议书,对吴宇说:泰信达没有转给我那么多钱,要转股权,可以,你必须再给我3000万美元。

吴宇说: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这个账是怎么算的?

徐增平说:你管我是怎么算的?他拿起一包香烟比划道,我这包烟,要卖一个亿,你要就拿走,不愿买拉倒。你管他值多少钱,我就要卖这个价!

吴宇说:你要这么说,那就看谁手段黑呗!

谈判一下就陷入了僵局。上午争吵了半天,没有结果,中午休会。

中午休息时,赵洋律师给吴宇出谋划策:徐增平缺钱,他想借此机会再弄一笔钱。不给钱,他不会同意转股,现在有一个办法,建议你考虑,就是同意借给他3000万美元,但是要用他的51%股份做抵押。

下午继续谈。吴宇根据赵洋律师的意见,提出了用股权抵押的问题。徐增平当即表示反对。谈判再次陷入僵局。吴宇觉得徐增平缺乏诚意,再谈下去也不会有结果,只好另作打算。他想要和徐增平赌一把,看看到底谁能坚持到最后。

吴宇非常严肃地对徐增平说:老徐,我有两句话:第一,合同一个字不能改;第二,我来澳门办的是单程签证,我出了澳门可就回不来了。同意,马上签字,不同意,我马上走人。

徐增平大概以为吴宇是吓唬他,就微笑着看看吴宇,说:你再给我3000万美元,不做任何抵押,我就签……

徐增平话音未落,吴宇一拍桌子:不签拉倒!说着,站起来就走。他真的走了,把徐增平等一群人晾在那儿。

吴宇出了律师楼,叫了一辆出租车,直奔口岸,去了珠海,住进事先订好的石景山度假村。

吴宇这样做,实际上是在赌博,如果徐增平不来找他,乌克兰造船厂规定的付款期限一过,合同终止,那么他之前支付的2.3亿人民币就打了水漂。但是他知道徐增平更输不起,他就指望在这个项目上赚钱呢!航母没了,他在别人面前构筑的童话世界就会轰然倒塌。

吴宇一个人坐在石景山度假村的房间里抽烟、喝茶、看电视,等待徐增平的反应。时间过得很慢,很熬人。

两个小时后,徐增平和张勇、吴巍也跟了过来。吴宇心中暗喜:第一个回合,徐增平输了。

张勇和吴巍分头做徐增平和吴宇的工作,尽量让他们平静下来,免得再起冲突。

张勇对徐增平说:徐总,你千万别冲动。你是聪明人,你想想,一旦这个项目失败了,不但华夏公司不会再给你一分钱,“瓦良格”可能你也沾不到边儿了。

徐增平被张勇的这番话击中了要害,沉思地点点头。

张勇接着说:吴宇的脾气不好,话也说得难听,但是你也得替他想想。华夏公司拿出那么多钱,现在钱没了,航母还停在船厂的码头上,换成你,你不着急?吴宇得找地方出这口气。咱们是山东老乡,我不会害你,你听我的。只有双方平心静气地谈,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
停了片刻,徐增平说:好吧,看你大哥的面子,我一定好好谈。

吴宇和吴巍到度假村后面的山上散步去了。张勇这边安抚了徐增平,那边又上山去找吴宇和吴巍。4月的珠海,天气很热,当时张勇已经60多岁了,不一会儿就累得满头大汗。最后终于找到了二吴。

张勇对吴宇说:吴总,不要再动脾气,真闹翻了又得从头来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,如果乌方有变故,就更糟了。

在张勇和吴巍的协调下,双方重新坐下来接着谈。经过前面的一番斗气,现在也都理智了许多。双方开始算股份。这关系到双方的切身利益,争执仍然很大。

徐增平说:我除了预缴的200万美元的定金之外,还花了很多钱,其中包括打点各方人员所花的费用,比如在澳门办理各种手续就花了600万港币,在乌克兰要送,在土耳其也得送,不送的话,一个小环节就给卡住了手脚。

吴宇说:这个过程我们虽然没参加,但能理解办一件大事不容易。我们华夏已经支付了两个多亿人民币,现在一大半被你搞没了,下一步要把航母拖回来,还要花很多钱。你不愿出让股份也行,那就还钱吧!

吴巍拿出一张账目明细表,放在徐增平面前:前期转给你的8笔款项,一共2.25亿元,单据在这里,你自己看吧!

徐增平一下就没话说了。别说要他还2.25亿元,就是那个2500万的零头,他也拿不出来啊!

吴宇接着说:没有华夏的支持,你老徐和创律公司能支撑到今天么?

张勇在一旁敲边鼓说:徐总别再背个大包袱啦,你借华夏的钱总是要还的,你拿什么还?既然还不了,按比例给华夏股份是天经地义的。你既减轻了责任,也误不了大事。成功之后你还是有功之臣。

吴巍也说:你现在把邵总搞得很被动,如果他出了事,你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

尽管双方在态度上都有所克制,但是在原则问题谁都不肯让步,一直不能打破僵局。徐增平说,他要回去再思考一下。吃晚饭的时间到了,徐增平很豪爽地说:穷家富路,今天晚饭我请了。

当晚,四个人在度假村外面的一个海鲜大排档吃饭,还喝了点酒。回到酒店以后,徐增平发现他的一个很小的电话本不见了,显得很焦急,张勇、吴宇、吴巍又和他一起返回吃饭的地方,拿着手电在地上找,终于在吃饭的桌子下面找到了,徐增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张勇问:你为什么这么紧张?

徐增平说:上面有很多重要领导的电话。

当晚四人在度假村留宿。第二天早上,徐增平给吴宇送来一个很鼓的大信封,对他说:吴总,你这次出来没带现金吧?给你点零花钱。

吴宇接过信封,看也没看,顺手放在桌子上。正好张勇来找吴宇有事,吴宇指着信封对张勇说:这包钱,你拿回去下到公司的账上吧!

张勇数了一下,一共是8万元人民币。

2015年10月,吴宇在接受笔者采访的时候说:“这是徐增平在向我行贿,希望我通融一下。他不想想,他花的上亿的钱都是我给的,还想拿我的钱来贿赂我?也不知他怎么想的!”

办理49%股权手续的谈判,第一个回合,没有任何结果。吴宇设计的“赌局”,自然也没见分晓,但为后续的谈判,埋下了伏笔。

徐增平回香港去了,吴巍对张勇说:老张,你派人了解一下,徐增平回去以后情绪怎么样?

张勇很快回话:徐增平有些垂头丧气。

吴巍这下心里有底了,证明徐增平的心理压力也很大。如果他心情很好,下面的事情可能就不好办了。

吴巍和吴宇回北京向邵淳汇报了澳门谈判破裂的情况,邵淳有些着急,就问二吴:你们看下步怎么办?

吴巍主动请缨,对邵淳说:邵总,你是共产党的干部,我是个体户,虽然前期是我操作,但钱是你出的,你担的风险比我大。为了向你负责,我来跟徐增平谈。

邵淳说:你去谈吧!要抓紧!

吴巍回到北京钓鱼台大酒店的办公室,认真思考了一个谈判方案。他分析,距离最后付款时间还有两个星期,徐增平一定也很着急,他没有胆量放弃“瓦良格”,只不过是想借此机会再捞一笔钱而已。于是准备采取威逼利诱、软硬兼施的策略,向徐增平发起进攻。

吴巍给徐增平打电话说:徐增平啊!你是全国政协委员,我是普通老百姓,俗话说,光脚的不怕穿鞋的,你知道什么意思吧?在“瓦良格”这个项目上,你可坑了不少人啊!这次我受邵淳的委托,和你谈判,我说个方案,你看行不行,不行我就把我手里的材料交出去。

徐增平问:什么材料啊?

吴巍说:什么材料你别管,肯定是对你不利的。前期我们已经投了两个多亿了,早就远远超出买航母的钱,你从中得了不少。说句不好听的,别那么贪了!你要不配合,这个船就回不来了,对你也没好处。你要顶很大的雷,弄不好死无葬身之地。

吴巍的这段开场白,无疑对徐增平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,徐增平有些着急地问:你什么方案啊?

吴巍说:你必须给我们80%股份,还不能再要钱。

吴巍之所以在邵淳要求的60%股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0%,是他觉得徐增平肯定会讨价还价往下压,降到70%,或许可以谈成。如果华夏证券公司能拿到70%股权,那将来作为绝对大股东,说话办事就方便多了。

大概徐增平没想到对方会要80%的股权,愣了一下,断然拒绝道:那不可能!

吴巍说:怎么不可能?你也不想想,华夏证券是中国的摩根士丹利(Morgan Stanley)啊!你不能得罪啊!就你香港创律那点破资产,算什么?你要是和华夏证券搞好关系,回头让华夏证券给你包装一下,上市了,不比你现在到处借钱还强?拆东墙补西墙日子好过啊?你得罪摩根士丹利,你不是找死啊?

听了吴巍的这番忽悠,徐增平沉默了半晌没说话。

吴巍接着说:要是这个船回来了,就是国家不要,卖机器卖废铁也是一大笔钱,你20%的股份,起码还能得个五六千万,那也是白得的钱啊!你要是跟华夏证券死磕,就等于这个船没了,将来会有你的好看!你一定要按我的思路往下走,你做好了,下一步我来帮你跟邵淳说。你好好想想吧!

徐增平说:好,我想一想。

徐增平想了一天一夜,第二天,1999年4月19日,他给吴宇写了一封信:

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澳门创律公司股权及乌克兰购船事宜

香港达程有限公司
吴宇董事长阁下:
  我司对解决上述事宜提议如下:
  1.搁置过往全部有关方案。
  2.我司现将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80%转让予贵司。
  (下略,参见本书附录一:《本书正文中涉及的有关文件》之三《关于澳门创律公司股权及乌克兰购船事宜》)

这封信表明,徐增平已经接受了吴巍提出的80%股权的方案,吴巍感到十分高兴,没想到徐增平连80%也接受了。当然徐增平不会一点条件不讲,能捞一点是一点。

对于徐增平提出的条件,吴宇当然不会接受。他和吴巍商量了下一步的对策。1999年4月21日,吴巍以香港达程公司董事长吴宇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给徐增平的信,由吴宇签字后传真发出。

徐增平先生阁下:

先生一直声称进行“瓦良格”号航母项目是为国家、为民族做一件好事,我方也本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目的,才参与该项目的运作;并对徐先生抱有很大的诚意和信心,将巨额资金交于须先生运作。然而时至今日仍未见到“瓦良格”号启航,时间一拖再拖,拖船资金竟然仍有很大缺口,资金用途不明,国家财产安全受到威胁。我方一直以大局为重,没有计较个人及公司得失,提出了合理运作“瓦良格”号航母项目的可行性方案,然而徐先生还在一些个人的利益上斤斤计较,不顾“瓦良格”号航母合同毁约及国家财产损失的危险,好像是违背了初始合作的目的。

徐先生作为一名军人出身的大公司老板,全国政协委员,应该具有远见卓识,不要被眼前的小利益冲昏头脑,希望徐先生能客观地面对现实,好好考虑我们提出的如下方案。

方案一:

1.按珠海会议谈定的计划进行。即我方按持有澳门创律公司49%的股权,补足应承担的费用支出2940万美元的剩余资金缺口384万美元,向徐先生个人提供借款7000万人民币。徐先生及庄先生以澳门创律公司51%股权及个人资产做抵押。前提条件是你方必须出具法律声明,已按51%股权投入的费用3060万美元,并将我公司借给徐先生的2.3亿人民币的资金已专项用于“瓦良格”号航母的费用支出。如声明不实,我方有权根据你方拟出具的大股权书的授权,直接接收你方拥有的澳门创律公司51%的股权及相应资产。

2.航母到达澳门时,徐先生应将承诺投入的3000万港币投入到澳门创律公司。

方案二:

将澳门创律公司的80%股权由我方持有,徐先生和庄先生持有20%,不做借款及抵押协议,双方各负责如下事宜:

1.徐先生做法律声明,将我方支付给徐先生的2.3亿人民币已全部专项用于购买“瓦良格”号航母的费用支出。否则,应承担法律责任;

2.徐先生负责将航母拖至澳门并办理澳门进口的所有文件;

3.我方负责航母从乌克兰到澳门所需的实际费用支出,金额不超过1亿元港币。

4.航母到澳门时,徐先生应将承诺投入的3000万港币投入到澳门创律公司。

如我方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将钱付出,徐先生未能将船拖回并办好手续,导致项目失败,由我方投入的资金全部算作徐先生个人的借款并承担法律责任。

请徐先生仔细考虑上述方案,为了国家的利益,尽快函复。

……

此信发出以后,吴巍给徐增平打电话说:老徐,你的要求是不可能的。时间不多了,你自己看着办吧!我已经退出这个项目了,我现在是在帮助你们办事。这个项目整黄了,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
徐增平说:你们也太狠了,一分钱都不给我。

吴巍说老徐,你别太贪了。之前你挪用那么多钱,把老邵坑苦了!你自己想想,是不是太过分了?你还剩20%股份呢!等航母回来,也不少钱呢!

来来回回,吴巍在电话里又和徐增平谈了一个星期,徐增平还想要钱,吴巍寸步不让。他认为,这边退一步,徐增平那边就会进两步,得寸进尺。这期间,吴巍已经把香港泰信达公司持有80%股权的合同准备好了,对吴宇说:你准备钱吧!徐增平不签也得签。

最后付款期限一天天迫近,双方仍然僵持着。这时就看谁能撑到最后了。

4月28日,吴巍告诉徐增平:老徐,我们现在也是看你最后的表现了。你是政协委员,我是老百姓,航母没了,你看国家收拾谁!

徐增平终于撑不住了,对吴巍说:那听你的吧!你们总得借点钱给我吧?

吴巍说:那我们得商量一下。

吴巍将这一情况向邵淳做了汇报。邵淳说:最多借给他1000万港币。

最后,徐增平同意到澳门去办转股手续,到香港找达程公司拿钱。

对于徐增平借款1000万港币一事,邵淳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:他缺钱缺到那个程度,借给他1000万他就签!

我倒是觉得,徐增平已经被逼上绝路,饥不择食了。

1999年4月29日,吴宇和吴巍兵分两路,一路去深圳往香港汇款,一路去澳门办理转股手续。

吴宇从北京带了8500万元人民币的汇票来到深圳,与张勇会合,准备兑换成港币汇到香港达资公司的账户上去。然后再将800万美元汇往乌克兰。

当时国家对外汇管理非常严格,首先要履行外汇审批手续,同时对额度也有限制。为了减少麻烦,吴宇通过朋友找到广东“潮州帮”一个地下钱庄的老板,帮他把人民币兑换成港币。他和张勇在深圳一家银行的二楼贵宾室里,与地下钱庄的老板一边喝茶,一边研究适时汇率,一边给香港达程公司的账户上汇款。华夏证券公司专门派了一名财务人员到香港,和达程公司的财务负责验收。为防止发生意外,8500万人民币,分多次交易汇出。张勇与公司的财务时刻保持电话联系,香港那边收到一笔港币,深圳这边放出一笔人民币。整个交易过程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,钱庄老板专门安排人负责望风,如果有可疑人员出现,马上停止交易。搞得像地下活动一样。

吴宇和张勇办好汇款,一起到香港等待吴巍和徐增平。

吴巍和赵洋律师从北京飞到珠海,然后进入澳门与徐增平办理转股手续。因为事先已将有关条款谈妥,办理80%转股手续的过程很顺利。办完手续之后,徐增平拍拍吴巍的肩膀说:“兄弟,以后靠你了!”大概他还在做公司上市的梦呢!

吴巍心里说:我都被你害成这样了!你靠我,我靠谁?

天色擦黑的时候,吴宇在香港接到澳门赵鲁大律师的电话:“ok啦!”

吴宇得到这个消息,不由得长舒一口气,半年多来一直提心吊胆的日子总算过去了。

晚上八九点钟,徐增平和吴巍从澳门赶到香港,一起喝酒庆祝转股成功。达程公司的周敬芬小姐也前来助兴。

那顿饭吃到很晚,半夜时分才结束。走出海鲜大排档,吴宇给邵淳打了一个电话:“老板,搞掂!80!”

邵淳当时已经睡下,接到吴宇的电话,还在朦胧中:“吴宇,你再说一遍!”

“搞掂!”吴宇说。

“多少?”

“80!”

吴宇的嗓门儿很大,故意让跟在他身后的徐增平等人听见。

“哎呀!好!”邵淳高兴地说。接完电话后,他兴奋得再没睡着。80%的股权拿到手了,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。虽然在“瓦良格”回来之前,那只是一张纸,但起码比之前手里什么也没有强。

香港达程有限公司的账户上一共收到84,674,005.00港币。之所以会出现零头,是因为地下钱庄从中拿走了一大笔手续费。

4月30日,张勇将800万美元电汇到乌克兰造船厂的账户上,并把借给徐增平的1000万港币电汇到徐增平的账户上。

在此之前,吴宇根据律师的建议,与徐增平签订了一个无限责任的借款协议。10%利息,限期一个月还款,如果还不了,那么他名下的财产将为借贷方所有。

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,我对徐增平迟迟不肯办理49%股权转让手续的行为很不理解,如果他早一点把49%股权的手续办了,也不至于最后多付出了31%。带着这个问题,我向张勇寻求答案,张勇踌躇再三,最终向我交了底--

有一次,张勇在徐增平的办公室和他聊天,徐增平用试探的口气对张勇说:老哥,咱们要是在香港合作,这全是咱们的了。张勇笑笑,没有接他的话茬。

张勇接受采访时对笔者说:据我对徐增平的了解,并不像他对外界说的,买航母是为了国家,完全是为了他自己!

徐增平此举,正应了那句俗话:偷鸡不成,倒蚀一把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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